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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干部隊伍建設 建設一支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干部隊伍

2018-01-18 15:59:50 來源:先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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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干部隊伍建設 建設一支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干部隊伍

一、干部隊伍建設對于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

當前,我們正面臨著改革攻堅期、發展機遇期、社會風險期“三期疊加”的新形勢,廣大黨員干部作為黨和政府各項決策部署的制定者和落實的執行者,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直接關系到依法治國的推進,關系到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進而影響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與否、制約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領導干部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抓“關鍵少數”,才能真正抓住依法治國的“牛鼻子”。只有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認識上去了,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才能發揮引領作用,帶動全社會推進依法治國。各級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要想向前推進,黨員干部的素質必須的得到相應的提升, 全面實現依法治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各級黨員干部更應承擔起法治建設的擔當,善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充分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推動各級黨員干部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是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保證,也是提高領導干部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途徑。近年來,隨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落實,各級黨員干部在法律素養上相應的有了明顯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識正在逐步地增強,但仍有一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廣大黨員干部要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性,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推進黨員干部學法用法規范化、制度化,努力提升廣大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為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提供有力的組織保證。

二、 改革開放以來黨員干部隊伍在法治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讓全世界為之矚目的成績,1997年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我國法治建設的目標“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將依法治國寫入了憲法修正案,這其中黨員干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黨員干部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也從“零度”狀態向前邁出了堅定的一大步。

(一)黨員干部的法治意識逐步形成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績斐然,依法治國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被大家廣為認同,對于各級黨員干部而言,學法用法在思想認識上是沒有疑義的,通過各級政府在學習依法治國部署的推進中,無論是基于主動或被動的原因,各級黨員干部對于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都能夠有所認識,法治意識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初步發展。調研情況顯示,各級黨員干部從過去的不知法、不懂法、不用法到有意識地學法、用法,這是一個看得見的變化。

(二)黨員干部依法辦事的能力逐步增強。各級黨員干部隨著法治意識的增強,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也在逐步的形成,依法辦事、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在逐步增強,依法的指向也從單一的“治民”向“治權”擴展。黨員干部也逐步認識到決策的依法推進和依規進行,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初步的責任追究機制,推進了決策過程的科學化進程的開啟。法治素養和依法辦事的能力已經成為干部選拔、任用、提拔和考核的重要指標。

(三)黨員干部的法治信仰逐步建立。全面依法治國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日漸增強,示范引領作用日益突出。在我國法治建設的推進過程中,特別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啟,中央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各級黨員干部中強化學習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根據調研情況顯示,這使得絕大多數各級黨員干部對于全面依法治國都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和理解,對于我國現階段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都有了明確的認識,對于依法治國在現實工作中的地位也都有了清醒的理解,在這一基礎之上,在廣大的黨員干部中依法治國的法治信仰正在逐步建立,面對我國法治建設的成績和自身法治思維的發展,法治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逐步增強,依法辦事更是成為一種自覺和習慣,并在所處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起到示范引領的作用。

三、全面依法治國中干部隊伍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各級領導干部在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損害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正常秩序,這些都必然成為了不適應全面依法治國要求的突出問題。究其根本,從體制和文化思想上去溯其源頭,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一些黨員干部法治意識淡薄,依法辦事能力欠缺,對全面依法治國既重視不夠,又認識不清、理解不透。根據調研的情況顯示,盡管我國法治建設進行了這么多年,各級黨員干部的法治意識和依法辦事的能力距離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還相去甚遠。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隨著中央關于各地各部門各級黨員干部認真學習貫徹全面依法治國部署的深入進行和全面展開,各級黨員干部在對全面依法治國學習和認識理解不斷加深的同時,問題也明顯暴露出來。

一方面是黨員干部不敬法、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現象仍然突出存在。將法律作為特權的工具,任性而為,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甚至徇私枉法等現象普遍存在。將法治能力的學習和培訓當做是“走過場”,表面上轟轟烈烈、熱熱鬧鬧,但實際上空有形式而無具體效果。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做法往往跟不上全面依法治國的實際需要,很多時候還是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手段,以長官意志代替法律法規,結果給很多社會問題埋下了新的隱患和矛盾。

另一方面是部分黨員干部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政策認識不深、理解不透,不能夠真正地貫徹落實。對于全面依法治國的認識沒有放在突出的位置,并沒有認識到全面依法治國對于我國現階段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還是將發展經濟作為自己績效評價的第一位的硬性指標而忽視對于法治建設的硬性要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缺乏應有的認識,不認為這是關系到各級政府和各級黨員干部的大事情。據調研的情況顯示,有的黨員干部認為這是上級政府的事情,有的認為這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不必急于一朝一夕,有的認為這只是走形式,跟著喊喊口號,做做文章就可以,還有的混淆“黨紀”和“國法”的關系。

第二,一些黨員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專斷獨行、濫用權力、公權私用甚至徇私枉法滋生腐敗。通過調研我們發現,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政府黨委工作機制不健全,部門之間權責劃分不清,界定不明,很多規定比較籠統,缺乏可操作的具體規定和細則。另一方面很多黨員干部特別是地方部門的主要領導喜歡大包大攬,大搞“一言堂”,實行“家長制”管理,該管的不該管的都要管,能管的不能管的也都管,專斷決策甚至違規違法決策,既缺乏監管,也可以說是沒有有效地監管。

第三,一些黨內規章制度不足以擔當起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針對性不強,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的細則,同時和國家的法律法規之間也缺乏相應的銜接。盡管我們黨的規章制度這些年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面對著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還是顯得滯后于時代的發展和具體工作的需要,很多規定比較原則和籠統,不利于具體操作,同時缺乏全局性的設計,部門和部門之間,黨紀和國法之間多有不協調,超越法定職權的問題。

調研的情況顯示,在全面依法治國中黨員干部所暴露出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方面問題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個性化的原因,也有普遍性的原因,既有表層的原因,也有深層次的、歷史性的原因,綜合來看,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第一,黨員干部隊伍的法治思維和法治能力建設滯后于全面依法治國的現實要求。從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我們黨對依法治國的認識不斷深入。但無可否認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各級黨員干部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將工作中心是放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上的,對于法治一直處于認識的死角,這就使得盡管黨中央要求各地方各部門各級黨員干部認真貫徹學習關于全面依法治國的決策部署,但各級黨員干部還是在思想觀念上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也都有待于不斷提高。

另外,中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作為其文化附生物的“官本位”的人治思想更是影響深遠。“權大于法”、“關系大于公正”、“變通大于規范”的“潛規則文化”,通過權力的交錯與疊加這張復合關系網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就給“官本位”之下的“權力腐敗”行為及官員不法行為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和政治生態空間,“權大于法”與“官本位”政治文化的互動疊加,使得依法辦事、守法律、講規矩的行為習慣遲遲難以養成,更使得當代中國法治文化生成與培育發展之路異常艱辛。

第二,黨員干部手中權力配置的不合理,缺少監督制約機制。在我國各級政府職能部門的黨員干部手中都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和特權,部門“一把手”更是“絕對的領導”,加之我國黨員干部追責機制的發展滯后,使得這些干部并不把責任看做是一個很重的詞匯,這就給權力的擴張和濫用打下了伏筆,無視政策法規為一己私利濫用權力,違規設置審批事項,少數主要領導干部凌駕于組織之上,大搞“一言堂”,誰有異議就與誰過不去,甚至時常干預司法的過程和司法的公正。根據調研情況顯示,大量案件中各級官員干預司法的現象時有發生,官員手中掌握大量的資源和特權,這種情況下司法機構和司法人員面對著當地領導也只能是選擇“順從”。這些職權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和人脈關系,往往能夠“輕松”左右和決定司法審判過程和結果,加之缺乏獨立性的司法體制也給官員干預司法留有通道和漏洞。這兩廂權力的“畸形”發展疊合在一起,自然帶來了官員干預司法現象的普遍發生。而這在無形當中極大地侵蝕著人們心中最后公正的底線,可以說,司法不公是對依法治國進程的最大傷害,而正是這種官員權力的非法干預,往往最有可能侵害到司法公正。

對于規范干部的權力運行、預防和懲治腐敗犯罪方面我國現行的權力監督體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大案要案也反映出了我國對于干部監督上存在著盲點和薄弱環節。

首先,各個監督主體自身缺乏主動性,相互之間難以形成合力。各個監督主體自身對于自己的定位缺乏充分認識,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理解不夠深入,不能清楚認識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缺乏對于自身監督工作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特別是各個部門和單位同級設立的紀檢監察機關,在設置上往往采取“低配”原則,這就使得這些監督部門和主體對于同級主要領導的權力行使,往往是不敢監督或難于監督,這就普遍出現同級監督部門的“虛置化”。另外,盡管我國現在有很多的監督主體和部門,但這些主體和部門都是處于一種分散的狀態之下,缺乏作為主干的監督機構和統一科學的監督體系,讓它們形成協調合理的責任分工,匯聚出監督整體的合力。

其次,干部權力監督機制不完善。我國現行的干部監督機制、方式不夠靈活,信息不夠公開,渠道也不夠暢通。公民的批評權、知情權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一種有名無實的狀態,壓制甚至打擊報復監督主體等現象比較嚴重。社會團體、新聞輿論的監督雖然具有著天然的廣泛性和實時性的優勢,但是由于不具有權力的強制性,監督沒有權威性,有效性就大打折扣。由于監督機制不夠合理、發展滯后,造成監督的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使之監督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斷點”和“漏洞”。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黨派監督、群眾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等多層次、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尚不完善,未能夠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所以說,這些監督主體在現階段并沒有能夠充分發揮其監督功能。

再次,干部監督的法制體系不夠健全。盡管我們已經存在一些干部監督的法律規章,但相對于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或者對比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建設,我們的法律制度發展仍然屬于“缺氧”狀態,各領域、各層次的法律、紀律和條例等構成的監督規范還不夠完備,這就導致監督工作缺乏統一的規劃和指導,難以準確判斷和及時糾正被監督者的越軌行為;同時缺乏具體性的實施細則和實體性的操作規范,這就導致了監督的盲目性和任意性。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國現有的干部監督的各種制度之間配套性、互補性不強,未形成體系。

第三,干部權力規范運行體系不健全。法治作為現代國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治國方略,其根本的特質就在于與人治的相對性。權由法生、權依法行是其內在要求。我國法治建設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逐步展開的,30多年的時間里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基于幾千年人治傳統的根深蒂固,加之我國法治建設尚處于進入階段,發展仍然不夠完善,我國權力的配置和結構尚未達到科學化的程度,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這三者之間還沒有形成獨立且相互制約監督的機制。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機構和政府部門無論是關于職能部門和職能崗位的設定,還是關于權力的界定和權力的行使,都缺少相應的、完善的、剛性的組織法和程序法,權力運行過程也未能達到足夠的公開透明,特別是在權力行使的過程中各種“潛規則”、暗箱操作等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監督工作自然也就更加無從談起,從而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另外對于現有的一些制度不僅暴露出不夠完善和系統的問題,同時還存在著可操作性不強和難以操作等特點,這就使得其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不能發揮實質性的作用。沒有約束的權力是可怕的,加之很多部門的一把手獨斷專行,這就使得本應為公眾利益服務的公權力反轉成為個別干部手中謀取私利的工具,這必將為“徇私枉法”、“以權謀私”、“違法腐敗”等留下充足的漏洞空間。一個在屬性上被合理設置且在執行上被規范運行的“籠子”關進去的權力,是可以為公眾利益服務的權力,反之,必然造成公共利益的巨大浪費,也必然給“依法治國”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極大的損害。

四、按照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對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黨員干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然而,現實中一些領導干部不屑學法、心中無法,有的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有的執法不嚴、粗暴執法,有的干預司法、徇私枉法,有的利欲熏心、貪贓枉法,嚴重違背了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了人民群眾利益,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黨員干部必須自覺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帶頭模范守法,帶頭依法辦事,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問題的能力。

(一)切實加強干部學習教育,培育法治思維,樹立社會主義法治信仰

1、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干部頭腦,樹立法治信仰。理論上的清醒才能確保政治上的堅定與自覺,因此必須堅持做好理論武裝這項全局性的基本工作。只有做好這項基本工作,才能教育引導大家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堅定正確政治方向,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當前加強學習教育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就是不斷深化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要通過理論中心組學習、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干部自主學習等形式,組織黨員干部認真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不斷加深對講話核心要義和精神實質的把握,切實增強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底線思維、法治思維能力,并把學習成果體現到落實具體工作實際行動當中。

2、把法治教育作為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工作,把日常學習作為黨員干部學法用法的長效機制常抓不懈,培育法治思維。在法治教育中滲透廉政教育的內容。通過組織學習《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等最新理論成果、觀看廉政警示教育片、組織參觀廉政教育基地等方式,增強干部的法律意識與法治觀念,使之在思想深處形成“紅線”意識。同時加強先進典型教育,促進機關干部法律素質和廉政水平同步提高,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依法監督的良好氛圍。推進黨員干部學法用法的日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將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依法辦事能力的培養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使之形成一種“常態化”。

堅持法治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國的總體目標,將提升干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于干部日常工作之中,有效開展干部任前法律知識考試、向憲法宣誓以及組織國家憲法日法制宣傳教育等活動,切實提高干部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主動性。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對領導干部的法治素養,從其踏入干部隊伍的那一天起就要開始抓,加強教育、培養自覺,加強管理、強化監督。”

(二)完善黨員權力依法依規運行機制,提高黨員干部依法辦事的能力

黨要管黨,首先就是要管好干部;從嚴治黨,關鍵是從嚴治吏。必須把從嚴要求貫穿干部選拔任用全過程,認真落實“好干部”標準和“三嚴三實”要求,突出“重品行、重實干、重公認”,進一步完善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辦法,構建科學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真正把優秀干部選出來、用起來,充實進各級領導班子,不斷優化結構、增強整體功能。

1、按照全面依法治國要求選拔任用、提拔、考核黨員干部,加強日常管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正確對待和行使選人用人權力,不搞人身依附,不搞團團伙伙,不搞任人唯親,真正做到五湖四海、公道正派、知人善任,讓德才兼備、勤政為民的干部受尊重、受重用,讓阿諛逢迎、弄虛作假的干部沒市場、受懲戒。對干部提拔任用是信任,從嚴管理是保護。黨員領導干部要自覺對照“管理全面、標準嚴格、環節銜接、措施配套、責任分明”5方面要求,著力完善從嚴管理制度體系,把全面從嚴管干部與保護調動干部積極性緊密結合起來,為好干部成長夯實基礎、開辟空間、筑牢堤壩,營造賞罰分明、寬嚴相濟、剛柔并重的良好氛圍。”

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速評定政績后,四中全會提出,要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評價體系和考評標準的構建應以“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命題、新論斷、新思想為引領,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則是提升領導干部執政為民的意識和能力。考核標準的設計,還要注重依據性、可操作性、實效性和銜接性。習總書記指出“要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要抓緊對領導干部推進法治建設實績的考核制度進行設計,對考核結果運用作出規定。要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此提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其早日形成,早日發揮作用。”

必須把“認真”作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條重要原則,把“從嚴”落實到干部管理監督各個方面。干部日常管理需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徹底改變過去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都放在干部的選任上而忽視對于干部的日常管理,要把干部的日常管理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常抓不懈,真正管到實處、嚴到份上。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認真落實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特別是要強化經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落實交心談心制度,隨時掌握干部思想動態、工作表現。隊干部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要早發現、早預防、早解決,防止小毛病演變成大問題。

2、切實完善黨員干部的法治監督體系,擴大監督管理實效。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必須構建完善的監督體系,充分發揮各方面、多層次主體監督的作用,使監督范圍覆蓋到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和方方面面。一是切實加強黨內監督。這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現實需要。一方面要健全民主生活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防止“一言堂”,另一方面要健全和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充分發揮黨內專門監督機關的作用。二是強化人大的監督作用。健全組織機構,在人大設立專門的監督機構。只有這樣各級人大(常委會)對于同級政府的監督權才能夠落到實處,才能夠確保國家監督機構的完全獨立性;提高人大代表法律素質和監督能力,加強人大代表的質詢權、罷免權等監督權的落實,提高監督力度;擴大人大對行政機關的監督范圍。四是改進監督方式。由一般的程序性監督向重點的實質性監督轉變,提高監督水平、監督質量和監督實效。三是增強政協及民主黨派監督。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人士要經常到領導干部所在部門單位、管轄區域進行走訪和調查,聽取群眾意見。政協委員、民主黨派要履行好民主監督職能,應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監督工作程序,拓寬監督領域,增強監督力度。同時政協可與黨的紀檢機關、國家權力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加強聯系,與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以及群眾監督相配合,把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扎實有效地向前推進。四是完善群眾監督。群眾是最廣泛、最直接、最有效的監督主體。這一方面要完善信訪、舉報、申訴和控告體系,健全保護和保密制度、建立舉報獎勵反饋機制,保證言路暢通,保護舉報者的合法權限;另一方面要暢通群眾監督的利益訴求渠道;最后還要落實政務公開制度。認真執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確實使群眾監督落到實處。五是加大新聞輿論監督。新聞輿論的這種特殊功能和作用是其它民主監督形式不可替代的。通過輿論監督,客觀地及時地把各種腐敗現象曝光,尤其是把群眾反映強烈,影響大的大案要案及時披露,以求得早日解決。因此,應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新聞輿論監督權的行使,加大宣傳報道的力度。以輿論制權,營造良好的監督環境。

3、進一步完善權力決策的規范化和法制化,建立健全干部責任制。完善各級政府各部門決策機制的法制化、科學化、合理化和透明化以及重大決策事項的終身責任追求制度和責任倒查機制。科學劃分各級黨委、各個部門的權責分工,在這個框架下結合本地區本部門制定詳實可操作的工作細則,確保各項決策的科學、民主和效率。調研情況顯示,很多地區和部門的工作人員都希望能夠建立以專業法制機構工作人員為主體的法律咨詢隊伍,同時建立黨委決策的合法性審查機制,既可以最大可能地避免非法決策,又可以提高決策的效率。

建立健全領導干部責任制,做到科學分工、人人有責。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2013年1月又強調:“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中國共產黨章程》有條文稱:“不允許有任何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接受黨內外群眾監督的特殊黨員。”明確各級領導干部個人的職責權限,明晰部門及內設機構的職能職責。按照能力與崗位相統一、權力與責任相統一、考核與獎懲相一致的原則,優化結構,明確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個人的職責權限,合理劃分各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的權力和職能,實行崗位責任制要與工作責任制相結合。把崗位責任落實到具體的工作目標責任之中,保證崗位責任制的切實落實。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遵循減少層次、優化流程、提高效能、方便辦事的原則,全面規范并公開權力的運行流程,促使顯性權力的規范化、隱性權力公開化。

(三)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黨員干部的制度化建設

調研情況顯示,我們黨的制度化建設還很薄弱,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制度治黨的重要論述,形成科學有效、內容協調的中國特色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一方面要加強頂層設計,既要做好黨內制度之間的協調與配套和解釋工作,又要注意與國家法律法規之間的銜接;另一方面,既要注意避免制度和規定的過于籠統和原則化,又要注意制度的可操作性。既要制定詳細可操作的內容,又要關注到制度落實環節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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